当谈论华为员工251时，有人已经261
明明只是要求合理的赔偿，却没想到会因此戴上手扣、被扔进看守所里。
近日，华为员工李洪元因30万离职赔偿反被华为以敲诈勒索报案，被羁押251天后因证据不足不被起诉的消息刷遍网络。一时间，人们纷纷谴责华为构陷员工，为了利益将辛辛苦苦为自己卖命了近13年的老员工送进看守所的卑鄙行经。甚至，连在孟晚舟被加拿大扣押时力挺华为、力挺“公主”的人都纷纷粉转黑。有网友甚至祭出“出身985，工作996，离职251，维权404”的段子来嘲讽日益艰难的生存环境。连主流媒体都非常罕见的、忍不住出来踩了华为几脚。一时间，华为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然而，却鲜有人去说道说道因华为举报就可以多次变换罪名、随意羁押李洪元的深圳市公安局。他们为什么可以在没有证据，没有开庭审判的情况下把人羁押近一年？
李洪元并不是唯一一个遭遇这样不公待遇的人。在李洪元被羁押251天，因证据不足不起诉引发舆论热议之时，三名新媒体编辑——杨郑君、危志立和柯成兵也因一场劳动赔偿的纠纷被警察上门带走羁押，而且时间更久，他们被羁押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61天。
2019年12月5日，危志立和柯成兵已被关押261天。而1月份被抓捕的杨郑君，到12月5日，已经失去人生自由整整332天。三人均未被起诉，未经开庭审判，但已经被关押超过8个月近一年的时间。
2019年3月20日，回家探望父母的危志立，被一群警察从父母家中带走。同一天，柯成兵的朋友发现柯成兵消失不见了。柯的家人在两个多星期后才收到警察的通知，说他因“寻衅滋事”被拘留。
与他们一起做新媒体平台的杨郑君，则在更早的1月8日被一群警察从广州的出租屋里带走。
杨、危和柯三人被抓捕后，未开庭审判就已经被羁押近一年。到现在，依然未被起诉也没有给他们家人任何交代。
杨郑君
危志立
柯成兵
杨郑君、危志立和柯成兵曾经都是普通的大学生。如果他们跟别人不一样，也只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多了一点社会责任和关怀。
本科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的杨郑君，大学时喜欢参与学生社团和一些社会议题的读书会。杨郑君出生于重庆的一个贫穷农民家庭，因此，他总会关心农村问题。大学时也经常跟社团下乡支农。同样出生农村家庭的柯成兵有类似的经历。大学时期，柯成兵积极参与三农社团和支农活动。危志立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工人家庭，大学读了新闻专业。危志立说他的正义感某程度上来自于他参与过革命、当过劳模的码头工人外公。
大学时，三人因为不同的机遇开始关注农名工问题。
杨郑君上大学的时候，正好碰上黑煤窑事件和因此事加速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当年，关心社会问题的他，为了观察新出的《劳动合同法》是否真的得到实施，带领其他同学，去实地调查可口可乐装瓶厂。很快，杨和其他参与调查的同学就发现，工厂工人的情况极度恶劣，工厂利用派遣工成功绕过了《劳动合同法》想要落实的各种保障。
可口可乐装瓶厂
后来，杨和可口可乐调查小组发布了一份《可口可乐调查报告》，报告公布了他们发现的问题。此报告成为了全国首次指出《劳动合同法》在派遣工人方面存在的漏洞，引来了一波媒体关注和相关讨论。2013年《劳动合同法》加入派遣工条款，有杨郑君和可口可乐调查小组的一份贡献。而正是这次经历让杨郑君从关心农村，转向了更多关注农村问题的另一面¬——农民工的生存现状。
2008年杨郑君和其他调查组同学在调查报告发布会上演讲
柯成兵读大学时，富士康正好发生了十三连跳。这个世界工厂里的工人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世人的关注。十三连跳轰动一时。 当时参与三农社团的柯成兵，报名参加了“‘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活动——一个由两岸三地高校师生组成的关注富士康工人跳楼原因的调研团。跟着全国各地的学者和学生，柯成兵开始关心农民工在外打工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与杨郑君一样，柯成兵的注意力也逐步从农村转向外出打工的人群。
读新闻学的危志立，格外关注社会问题。有一次，他跟随同学去献血，看到了一张介绍尘肺病工人状况的宣传页，宣传页上的内容深深的刺痛了他的心。从此，他就开始关注这批尘肺工人。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了看到工人情况后的感受。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尘肺病工人的状况，小危后来在校园里跟其他同学一起做图片展，宣传尘肺病工人现状。毕业后，他们没有选择进报社，而是到了一家服务农民工的社区机构从事基层服务，用他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农民工。
小危在工业区里发报纸，宣传劳动法
2013年，在关注农民工的路上相识的杨、危和柯一起创办了“新生代”，一个关注农民工的新媒体平台。多年来，他们关注过多起农民工权益被侵害和工人维权的事件。
新生代三人被抓，源于一场持续了近一年的尘肺病工人维权行动。
2017年年底时，湖南一大批曾于80年代90年代在深圳从事风钻爆破工作的农民工，在湖南健康体检中被诊断出尘肺病。这些人里面有很多人在09年“尘肺门”时没有在深圳检查出患有尘肺病。而十年过去，很多人被查出患有尘肺病时，已经是更为严重的尘肺三期。
风钻工人
尘肺病，是一种逐步损害呼吸系统的慢性病，会导致患者最终无法呼吸。湖南这些农民工对尘肺病并不陌生。十多年间，尘肺病已经夺走了无数他们亲人、朋友的生命。尘肺病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一座座新隆起的坟堆，更是千疮百孔的村庄、无数的孤儿寡母和支离破碎的家庭。
2009年，也就是小危最初关注尘肺病工人的时候，有一批湖南风钻工到深圳维权，他们希望这个自己用血汗建设的大都市能为他们的职业病负责。当年的尘肺病工人，在很多媒体和社会人士的支持下，还得到了一点人道主义关怀资金，虽然数目少得可怜。
由于尘肺病是一种潜伏期极长的病，十年之后，陆续有工人发现自己有尘肺病的症状。为了不成为家庭的负担，他们决定再次南下深圳，要求深圳给他们工伤工人应有的赔偿。
知道自己无力回天的患病工友希望拿到一点赔偿，来减轻家庭的负担，让一家人不被他们这个治疗即昂贵又漫长的病压垮。
湖南桑植县的尘肺病工人
于是，2018年1月，数百名来自湖南耒阳、桑植和汨罗三地的工人开始到深圳维权。
尘肺病工人维权有一个巨大的困难：虽然《劳动合同法》早在2008年就开始实施，建筑行业到现在还是普遍缺乏劳动合同，工人难以证明谁应该为他们的职业病负责任。通过层层承包被雇来工地的建筑工人，需要维权的时候往往被一层一层地踢皮球，无论是包工头还是建筑公司还是购买工程项目的政府部门或公司，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
因为缺乏作证最有利的劳动合同，又各个层次把他们当热洋芋一样想甩手不管，工人走正常法律途径就被卡住，尽管有深圳市的爆破证等证据证明有在深圳从事风钻爆破工作，都难以走正常工伤赔偿途径得到赔偿。而当时的用人单位早已改头换面，就算工友有幸等到官司胜利，也不过是废纸一张的空头支票。于是，工人只能找他们服务过的最大雇主，以及在监管过程中失职导致他们得病的责任单位：深圳市政府。但是，政府部门并不想轻易承担责任。工人只能通过引起社会关注才有获得赔偿的希望。
2018年，新生代成为了湖南尘肺病工人对外发声的重要渠道。杨、危和柯跟进了工人的维权情况，每当工人来深圳维权的时候，新生代三人都会去探望他们，关心工友的生活以及维权情况，记录工友的经历，随后及时发出相关报道，让人们知道尘肺病工友的情况。
新生代（微工汇）一直报道尘肺工人的情况，让更多人知情
阿福（化名）五十岁，目前尘肺病二期。他说话说多了就容易咳嗽不止，但说起包子他就停不下来。“每次我们到深圳来，他（杨郑君）都过来跟我们了解情况，关心我们在这边的生活。深圳消费高，我们在这边一天就只吃两顿饭，有的家里困难的只吃一顿。他知道了，就帮我们写文章宣传，让社会上的热心人士了解到我们的情况，给我们捐了一些生活费。夏天的时候还有学生直接买了面包牛奶给我们送过来。”阿福说到：“如果没有杨郑君，就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情况，那我们在深圳会更加困难，可能死在深圳都没有人知道。”
为弱势群体发声，早在十年前，当新生代三人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是一件非常正能量、伸张社会正义的行为。学生关注社会，探讨社会问题，思考解决之道，是一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因此，当年三人参加的一些农民工调查都多次得到媒体报道。
如今，环境已经不一样了，什么问题可以讨论受更多的控制，内容轻易被404。今天，为正义发声需要更多的勇气。虽然如此，新生代三子坚持了自己的初心，成了如今为数不多的、坚持为农民工发声的人。
2018年，湖南的尘肺病工人总共九次到深圳维权，坚持要得到深圳市政府一个合理的答复。通过一年的维权，深圳市终于答应了给工人补偿一笔一次性赔偿，同时提供免费医疗和每月生活补助。这一路，新生代都在报道工人的维权过程，而也因此被警方骚扰。六月，杨郑君在探望来到深圳的工人时，现场被警察夹走问话。后半年，危志立和柯成兵也陆续被警察找。可是警方也只问文章是否他们发的，也指不出什么违法行为。
2019年1月，答应好的赔偿款打给湖南政府代发之后，工人发现赔偿缩水，落实出问题。因此，数十名工人再次到深圳要求深圳市政府监督赔偿的落实。但深圳市政府甩锅，说是湖南政府的问题，1月7日把维权工人再次押送回家。然而1月8日，刚发完工人被押送回家的信息之后，一直关注工人情况的杨郑君就在他广州的出租屋中被深圳警方突然抓捕。
1月7日工人被围堵准备押送回家
继续跟进工人维权事件的危和柯，在两个月后的3月20日也被拘留。
比李洪元的待遇更恐怖的是，三人被刑拘一个月之后，没有被正式逮捕而是被转入了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种只应该用于国家安全类罪犯或无固定住所类的人的拘留方式。新生代三人都是因“寻衅滋事”的罪名被拘留，根本不属于涉嫌国家安全类犯罪，他们也有固定居所，不符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条件。
被转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意味着当事人的家人也不知道当事人会被关在哪里，关的地方不是正规看守所，没有摄像头等保证当事人安全的规范。同时当事人也失去了会见律师的权利：是否能会见律师取决于办案单位的决定，而办案单位一直决定不批。8月5日，三人被正式逮捕，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有权利会见律师，但随后他们家人聘请的律师申请会见仍然被拒。
近一年以来，律师申请会见一直遭拒。后来，警察甚至在律师申请会见时，拿出来了当事人写的自愿解除律师的声明告诉家属请的律师：三人自愿解除了家人聘请的律师，失去了人生自由的他们自己又聘请了其他律师。
李洪元和新生代三人被关起来，都是因为在法律未能保证正义的时候，他们敢于开口争取。
在李洪元挑战N+1赔偿，要求按法律规定执行的时候，华为先顺从了李洪元的要求，给了他法律规定的2N赔偿，但后面打击报复，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举报了他，让他无缘无故被关起来。深圳市政府的行为也非常相似。在持续一年的工人维权的压力之下，深圳市2018年11月答应了给工人一种缩减版的工伤待遇，包括免费医疗和生活补助。后面他们没有抓工人领袖（他们在18年5月扣押工人领袖的时候已经学到，抓患有绝症的病人是一种会引起公愤的行为），但抓了帮助工人争取社会支持的新生代三子。
李洪元2018年12月16日以“职务侵占罪”被刑拘，12月28日罪名变更为“敲诈勒索罪”。杨郑君、危志立和柯成兵均以“寻衅滋事”罪被羁押，但后续以一种不符合这个罪名的程序处理。这些罪名都空洞无证据，但无论是李洪元和其他被拘捕的华为员工，还是杨郑君、危志立和柯成兵，都以这些罪名被羁押多个月，甚至近一年。
李洪元因为四处备份录音留有一手，才在手机电脑被没收后还能救自己一命，迫使检察院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新生代三人的手机和电脑同样被没收。被放出来之后，他们不知道是否会有这样的机会说清自己的冤枉。
无论是李洪元还是新生代三子，他们都是因为争取本该有的劳动权益，走进了深圳的看守所，在没有证据，没有审判的情况下被长时间羁押。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一辈子都不可能成为孟晚舟，但看到李洪元和新生代三人这种案子，就发现自己原来一不小心就可以成为看守所里的人。发声声张正义，得罪了人，就可以缺乏任何证据或审判程序，被随意关押近一年。
这种情况下，我们谁能不恐惧？我们有没有李洪元的运气以及勇气，让不公正的待遇被社会关注，而不是默默忍受？这取决于当下我们自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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