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尘肺病工人的救命钱？两年斗争后，提问的人已经失踪，工人赔偿还未到位
今天，2019年告一段落，尘肺病工人的维权斗争也马上迈入第三个年头。2018年1月7日，湖南的尘肺病工人第一次南下深圳，开始了他们为治病、为生存、为家人的未来的斗争。两年后，他们争取到了什么？
12万到22万的一次性赔偿，每月3210元的生活补助，以及终身免费医疗：这是湖南的尘肺病工人九次艰难地到深圳维权才争取到的赔偿方案。老实的工人却没有想到，回到湖南，在深圳得到的承诺会严重缩水：不仅生活费，还有医疗费都不如预期，两项都不比湖南省2017年制定的尘肺病治理项目好多少。补偿严重缩水，是深圳没有打2.78亿，还是湖南把这2.78亿给私吞了？
患上绝症，救命钱不翼而飞
2017年，在湖南桑植、耒阳和汨罗三个地方，超过500人被诊断出尘肺病。他们都曾在深圳从事风钻爆破工作，为深圳的高楼大厦建奠基。在尘土飞扬，又热又辛苦的工作中，这些工人每个人都吸入了大量粉尘，不知不觉很多人多年后就爆发了尘肺病这种绝症。
湖南这三个地方的工人比较早进入深圳的风钻爆破行业，90年代就有人开始出来打风钻。尘肺病的潜伏期很长，所以二十多年来，大家只看到风钻是一份辛苦但高薪的工作，并不知道这份工作对生命的威胁。
到2009年，开始有工人意识到他们患上一种绝症：表现为呼吸不顺、咳嗽不止、全身无力。这是他们在深圳缺乏劳动保护的工作环境，长期吸入粉尘导致的职业病———尘肺！意识到问题后，耒阳和桑植就有一批风钻工人到深圳争取赔偿。当年，经过诸多坎坷、多处碰壁，部分工人得到了深圳市的“人道主义关怀资金”。虽然廉价的“关怀”未能解决长远问题，但暂时缓和了矛盾。
但大量潜伏的尘肺病患者当时还没有全面爆发，并且工地的用工环境并未根本改变，很多当年未诊断出尘肺病的工人，即使当时就离开了这个行业的，陆续也出现尘肺病的症状。十年之后，有更多工人病发了，于是2018年年初，三地一共500多名工人开始南下深圳维权，坚持了足足一年。
坐在病床上的谷贞国(他不敢躺下，躺下就会无法呼吸)
在湖南尘肺病工友一年九次南下深圳维权的压力之下，深圳市被迫提高最初少得可怜的“人道主义关怀资金”方案，到12月终于得出上述赔偿方案。虽然赔偿的标准仍然远远少于工伤赔偿的标准，但免费医疗和每月生活补助让工友感到一点希望：免费医疗可以让他们维护身体健康，多陪伴家人几年，不因医疗费拖垮整个家庭，而每月3210元的生活补助虽然对一个失去顶梁柱的家庭还远远不够，但节约使用可以让家庭还有一点保底收入，让尘肺工人的家庭可以选择留一位亲人在家里照顾病人而不是被迫出去打工。
2018年12月底，深圳市信访办的工作人员以及湖南的本地官员告诉工友，深圳已给湖南省政府打了一笔2.78亿的赔偿款，委托湖南省政府落实给湖南尘肺工友的赔偿工作。这个时候，工友就发现深圳12月的承诺在湖南政府的口中竟然缩水了。
每月3210元的生活费成了第一个争论点。湖南省政府收了深圳的赔偿款之后，只答应给一期工人500多，二期600多，三期900多的生活费。这个赔偿不到深圳承诺的三分之一，也远远不能保住一個失去劳动能力的尘肺工人的基本生活，迫使很多尘肺家庭只能全家外出打工，工友不少留在家里无人照顾。
谷贞国的遗像，永远停留在他年轻的时候
赔偿缩水、免费医疗变单病报销，工人的救命钱都去了哪里？
如果深圳已经把2.78亿的赔偿款都打给湖南省，但工人的赔偿少了，钱都去哪里了？
深圳市政府声称给湖南打了2.78亿的赔偿款。但到了湖南，这2.78亿指定支付的三项内容，只有一次性赔偿没有缩水，生活费和医疗待遇均下降。那让我们计算一下，这一笔钱是怎么用的？
首先算一下一次性赔偿要花多少钱呢？湖南工人的一次性赔偿为：一期尘肺12万、二期17万和三期22万。我们假设工人一二三期尘肺病的人数都差不多，就可以按照平均值17万一个人来算。耒阳、桑植和汨罗加起来约有550名尘肺病工人。这样一次性赔偿的总额应该大约为17万/人 * 550人 = 9450万元。但免得我们算少了，政府喊冤枉，我们按照所有人都是三期的标准也算一次：22万/人 * 550人 = 1.21亿元。也就是说，一次性赔偿不可能超过1.21亿元。
那剩下来的1.57亿元呢？医疗费又要占多少？
深圳承诺的免费医疗在湖南政府的口中变成单病报销，也就是说，除尘肺病以外，其他病——无论是否与尘肺有关——都不在免费范围，按照新农合的标准报销，不能报销的自费。
尘肺影响的是呼吸系统，人体健康的核心功能。得了尘肺的人会全面衰弱，容易得各种病。尘肺病工人因其他病进院基本是必然的事。无论是感冒还是咽喉炎，这些都与尘肺病带来的身体衰弱息息相关。这些在工人脆弱的身体上左右出现的其他病症，也给尘肺病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单病报销”远远不足与解决工人的医疗负担，也跟深圳承诺的终身免费医疗相差太远。
而且如果免费医疗指的只是单病报销，那么湖南省本身早就有这一块的预算，深圳的赔偿款根本不需要补贴这一块。湖南省2017年的《湖南省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就制定了全省要 “建立尘肺病单病种付费制度”。同年出的《湖南省尘肺病农民工基本医疗救治救助实施方案》明确了“符合条件的患者中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救助资金按照100%的比例予以救助；其他符合条件的患者救助资金按照80%的比例予以救助，患者个人按费用标准的20%付费，救助资金补助不超过5000元/年/人”。按照湖南省原有的政策，尘肺病工人只要符合贫困户条件，本身就可以医疗全额报销，而失去顶梁柱的尘肺病家庭，多属于贫困户。
湖南省2017年的政策已经为此安排了财政预算：省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3000万元，省民政厅、省总工会每年各安排1000万元，患者户籍所在县（市、区）财政按省级补助资金总额的10%予以配套。也就是说，湖南省本来就每年有5500万元的预算专项费用，如果深圳市所承诺的免费医疗指的只是单病报销而已，湖南省本身已经有相关基金，所以深圳的钱应该不需要用于工人的医疗。
那么如果深圳的赔偿款不需要用于工人的医疗，那剩下来的赔偿款，应该用于生活费、保健、家庭补贴等方面。然而既然剩下至少有1.57亿的赔偿款，为什么要给工人如此低的生活费？如果按照湖南省的标准算，即使假设所有工人都是三期尘肺，每人每月按960元算，1.57亿也足遇给550名工人支付25年的生活费（因为我们用了最高的赔偿标准算，实际上这笔赔偿款25年都会发不完）。发这个数字的双倍也能用12年多。湖南省政府为什么要拖着来发赔偿呢？反过来问，用不完的赔偿湖南省又准备怎么使用呢？
身患尘肺病的曾经的深圳建设者工人们已经来日无多，是湖南省政府不让他们享受他们辛苦争取回来的3210元生活费？还是中间出现了问题深圳承诺的数额没有落实？发3000多还是发几百块，决定工人是否能有家人在身边，决定他们是不是要一个人度过越来越煎熬的日子，连这点救命钱都要扣么？三千多变成几百块，剩下来的钱，去哪里了？
2018年11月7日，300余名湖南尘肺病工人及亡工家属从深圳市社保局游行至深圳市政府大楼，要求与市长对话。
提出问题的人关押近一年，声称年内审判，如今无音讯
正是因为敢问这样的问题，以及陪伴维权的尘肺病工人，为他们发声，新生代编辑们杨郑君、危志立和柯成兵在2019年1月至3月，陆续被深圳市公安抓捕。从2018年年初开始，新生代三子得知湖南工友在维权争取职业病赔偿的时候，他们就紧密跟进工友的维权过程，帮助他们把他们的故事和遭遇讲出来。每当工人来到深圳，新生代的编辑们就会去找工人，了解他们的维权进展并报道出来。
柯成兵（左）、危志立（中）和杨郑君（右），2019年年头因跟进尘肺病工人事件被捕的三名「新生代」编辑
湖南的尘肺病工人维权异常艰难，建筑行业普遍缺乏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又经常变动，即使他们有其他工作证明材料，申请工伤认定也较繁琐困难。这种情况下，社会关注对工人是很重要的，甚至决定了他们是否能拿到赔偿。而在很多主流媒体不愿意报道工人的情况时，新生代弥补了这个缺口。
报道工人的维权事件今天是一件危险的事。新生代三人在一年跟进维权的过程中都遇到过警察问话，而杨有一次他直接在探访现场被警察带去到派出所扣留24小时。因为工人的维权容易伤害到有影响力的大资本家以及本地官僚势力的利益，所以维权人士和他们的支持者都经常面临打压。
无论是5月，在信访办里的工人代表被警察抓捕，还是11月，维权工人在市政府门前被警察喷刺激性液体强行驱离，新生代都是第一个发出消息，号召更多人为工人发声。这些报道让那些打压工人的恶劣行为得到曝光，让社会知情，让工人得到更多的支持。
工人年底因为赔偿缩水再次来深圳的时候，新生代也及时报道了情况。而正是在工人2019年1月再次到深圳，要求市政府保证赔偿款发放到位之后，三位新生代编辑就陆续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抓捕。第十次到深圳维权的工人1月7日被押送回家，杨郑君被刑拘的前一天还发了警察强制清场的报道。3月20日，没有放弃跟进工人的危志立和柯成兵，也以同样的名义被刑拘。
如今，杨郑君已被关押了接近一年，危和柯被关押了超过八个月。警方曾说会年内审判，但如今三人均未被正式起诉，无任何音讯。我们不知道那些让工人患病的企业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但为工人讨公道的新生代三子已经身陷囹圄，工人的救命钱还没一点着落，而帮助他们的人现在要坐等审判。